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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應用程序保持反腐勢頭 外媒:或是最佳途徑

  參考消息網1月10日報道 外媒稱,中國幾乎每天都有關於政府反腐調查的最新報道。兩年多以前,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反腐運動,落網的人數既令人震驚又令人麻木。僅去年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超過5.3萬起。   據美國《洛杉磯時報》1月8日報道,追蹤所有的案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是關註一下。所以,共產黨想出了一個21世紀的解決辦法:利用手機應用程序(APP)將最新的反腐信息送到用戶的手機上。   這一最新的應用程序是反腐監察機構中紀委開發的。該應用程序會發佈關於反腐和違規的最新新聞,並經常發佈推送通知,有的時候每20分鐘就發送一條。   批評人士認為,由於中國缺乏有效的監察和平衡,以及官員們不願實施財產公開等,反腐運動不會帶來持久的變化。   但是,事實證明,反腐運動受到了很多人的歡迎,多年來有些人每天都在疲於應對各種腐敗問題。要想辦成一件事,行賄是非常普遍的,哪怕是掛個專家號之類的事都需要行賄。   這一應用程序顯然是想告訴更多人關於反腐運動的情況,並使他們相信共產黨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   手機或許是這麼做的最佳途徑: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是通過移動設備、而不是筆記本電腦或者台式機來上網的。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中國超過83%的網民是通過手機上網的,達5.27億。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下載了該應用程序。不過,據官方媒體報道稱,該應用程序受到廣泛關註。報道還說許多網民發現,該應用程序是關於反腐的有用信息渠道。有關腐敗官員的信息在應用程序首頁很容易看到。   報道稱,中國的反腐運動似乎會一直繼續下去,遠未結束。   中紀委網站最近發表了《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的文章,並稱:“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   【延伸閱讀】十八大後反腐策略轉變:從神秘低調轉向公開宣戰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廉政瞭望:2014打虎策   封面報道   2014打虎策   策劃人:舒煒 李天銳   如果說在2013年,中央紀委像一隻慢慢握緊、積蓄力量並開始出擊的拳頭,那麼在2014年,這個拳頭已經在狠狠持續出拳。   2014年,註定會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並將順理成章被歷史銘刻為“打虎”新局面的重要一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一系列高官的落馬,不光刷新著“打虎”記錄,也刷新著公眾對腐敗之害的認識,更凝聚著民眾對中央反腐的支持。   在這一年裡,“打虎”、“拍蠅”和“獵狐”排浪逐波,風起雲涌。不管是“下山老虎”還是在位高官,部委大員還是“地方諸侯”,誰碰紅線,就查處誰。   所有的一切,都昭示著這一年的特殊意義,即中央對任何人、任何腐敗都不會妥協。在不設禁區、不留死角的反腐攻勢下,各級官員不得不思考“有權就是任性”的後果。   破而後立,反腐不僅是為了震懾,更是為了重塑政治生態。2014年已經過去,我們懷念它,開始梳理它,這既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的展望。   2014年,王岐山通過多種方式公開露面59次,其中對反腐敗作部署的有32次。廉政瞭望嘗試以這些活動,帶讀者重回2014年風雲激蕩的反腐現場,勾勒出2014年反腐方略的多重變化。   2014,王岐山的反腐表情   文_本刊記者 徐浩程   201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會見泰國改革大會代表團時稱“要有靜氣、不颳風,不搞運動、不是一陣子,踩著不變步伐,把握力度和節奏,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一步步引向深入。”   有專家註意到,上述會見的新聞鏡頭中,王岐山“表情略顯凝重”。   此前輿論對反腐“沉寂”——原任江蘇省委常委兼秘書長趙少麟落馬後2個月,全國“僅有”3名省部級官員落馬——有種種猜測,這可以算是一次正面回應。   在此會見後4天,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落馬;後10天,黑龍江省委常委、大慶市委書記韓學鍵,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同一天落馬。2014年的反腐在最後一個月進入又一個高潮。   2014年,“踩著不變步伐”的反腐敗,雷厲風行而不失穩重。截至12月12日,這一年裡王岐山見諸報端的公開露面59次,其中與反腐敗緊密相關的32次,每次表情有所不同。在這些不同的表情下,2014反腐有什麼“新常態”呢?   傳遞理念:從諄諄善誘到敲打桌面   2014年,王岐山與反腐敗相關的公開露面,基本集中在前5個月,有20次。   前5個月,他主持召開了兩次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召開了6次座談會,出席了1個專題研討班,兩次到山東。此外還在全國“兩會”的四川、陝西等代表團上講了很多反腐的觀點。這些觀點是2014年中央紀委反腐走向的一大重要風向標。   比如談公開曝光。1月,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提出要公開曝光;3月的中央紀委常委會繼續強調。等到8月,王岐山再次稱,“我們中紀委堅持一條,就是曝光。有省長、書記跟我講,岐山同志,你怎麼處理都行,就是別給我曝光。我說,就是不處理也得曝你的光。”   還有重點查處對象。王岐山4月到5月連續召開了6次座談會,提到重點要查處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幹部,形成有力震懾。   觀察人士告訴記者,“梳理這些活動的內容,看得出主要意圖還是傳遞反腐的理念,進行反腐佈局,有諄諄善誘的意味。”所以“活動中王岐山的神情比較輕鬆”。   在公開報道中,總能找到一些王岐山幽默、生動風格的印記——曾有外國政要稱他“有著略顯頑皮的幽默感”。   3月5日,他參加北京代表團審議時,既提出“要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要層層傳導壓力,把責任分解到基層、落實到人”;也很輕鬆地談韓劇。   與此相應,前5個月,全國有9名省部級高官落馬,可以說基本延續了去年的頻率和力度。   從6月起,省部級高官落馬數量激增。王岐山的公開活動卻逐步減少,即便露面再談反腐敗時,也比上半年嚴肅得多。   6月,蘇榮與4名省部級官員落馬;王岐山參加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學習的內容是從嚴治黨;會見丹麥議會監察專員署代表團時,他再次強調要“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   7月,王岐山在內蒙古考察調研,並召開部分省區市巡視工作座談會。據央視畫面,在會上談到反腐時,他表情凝重,以手背敲桌。此後不久,周永康與5名省部級官員落馬。   “省部級高官6到8月的密集落馬,尤其是周永康的落馬,讓很多官員‘反腐一陣風’的僥幸心理落空。”上述觀察人士稱。8月,王岐山脫稿即興講演一個多小時,與全國政協常委交流反腐,稱“我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說,‘不敢’這條已經初見成效。”   這並不意味著反腐的力度有絲毫變化。   10月,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講話中,用了3個驚嘆號。“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中,用驚嘆號的比較少。用了3個驚嘆號,可見對某些事情的情緒。”上述專家分析稱。   在這次會議上,王岐山擲地有聲,“誰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為我們黨改進作風付出代價!”   此後的兩個月,河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梁濱,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王敏、韓學鍵、令計劃等人先後落馬。   反腐“操盤”:專、精、快   11月18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部署2014年第三輪巡視。央視新聞畫面中,有一個鏡頭是“他右手在面前來回、輕柔地舞動,似乎在不厭其煩地詳細講解。”上述專家稱。   在這次會議上,王岐山稱,下一階段巡視工作重點轉向專項巡視。專項巡視要害在“專”,可以圍繞一件事、一個人、一個下屬單位、一個工程項目、一筆專項經費開展巡視。   “專”可以說是2014年反腐方略的重要特征之一,這還體現在“專註”、“專業”上。   3月,王岐山在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稱,“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把更多的力量調配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主業上”。這之後,中央、省、市紀委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兩次改革,部分地區縣級紀委第二次機構改革也將在2015年完成。   據媒體報道,一名熟悉王岐山的人士回憶,他曾直言,內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別很大,要求紀檢幹部儘快變成某一領域的內行。梳理中央紀委各位副書記的履歷可知,他們均有在中央、地方、軍隊紀委或司法系統長期工作的經驗。   10月,王岐山嚴厲表態,“在如此高壓態勢下,仍有一些黨員幹部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令人觸目驚心!”   “這表明他對集體性腐敗有清醒認識,也將‘精耕細作’作為2014年反腐重點之一。”上述觀察人士稱。   精耕細作,在中央層面體現為“打大老虎”時抽絲剝繭、步步推進,比如從“石油系”一步步推進至周永康。   地方則表現為深挖窩案、串案。其典型就是山西官場地震。在這次反腐戰役中,山西多名省部級官員落馬,並且落馬官員之間彼此亦有牽連。“從案件中發現新線索,基本上是我們現在主要案件來源之一。”一名市級紀委官員告訴記者,他們就曾從一個即將結案、簡單的招投標案件中,深挖招投標信息泄露來源,最終查處了數名官員。   2014年的反腐敗中,王岐山就像鋼琴師,“有靜氣、不颳風”,形成了自己的“力度和節奏”。與此前相比,這個節奏最大的特點就是“快”。   7月29日,周永康被立案審查。不到5個月,中央紀委就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徐才厚從被宣佈落馬到移交時間更短,只用了3個月。這不僅彰顯中央反腐的雷霆手段,也顯示紀檢機關調查之縝密,不到鐵證如山絕不出手。   除“打大老虎”抽絲剝繭外,一般省部級官員從落馬到移交司法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十八大前,這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比如原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宋晨光2010年7月被“兩規”,2011年7月被移送司法。   而2014年,這個時間基本上在半年左右,部分甚至只需要3個月——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2013年11月落馬,5個月後即被移交;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從落馬到移交時間更短,只用了不到2個月。這種快查快移模式,正是紀檢機關一年來“三轉”取得的突破之一。   痛斥腐敗,“嚴”與“狠”   11月,王岐山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談反腐,講了“狠話”,稱“現在有的領導幹部忘記了自己是黨的幹部,不知不學黨規黨紀,無視規制、不講廉恥”。   王岐山更多的“狠話”是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講的。他稱,“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利益輸送;決不允許自行其是、陽奉陰違。”“‘四風’病源還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層面,‘不能’、‘不想’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要持續保持高壓態勢,治病樹、拔爛樹,強化“不敢”的氛圍。”   早在去年年初,王岐山就提出“零容忍懲治腐敗”是中央紀委全年五大任務之一。   上述專家告訴記者稱,痛斥腐敗時,王岐山的語言詞鋒犀利,透著“狠”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講起話來往往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讓貪官如坐針氈。對官員的要求,他的言語中,則透著“嚴”字。   治理腐敗,既要依法反腐,也要依紀治黨。王岐山稱,“黨紀不能替代國法,黨紀不等於國法,但是黨紀嚴於國法。對黨員的要求除了有國法的要求,還有黨紀的要求,治黨從嚴就要從嚴格黨紀抓起。”   2014年,中央紀委在這方面有諸多制度創新與實踐,例如12月12日,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在中辦、國辦、中組部、中宣部等中央和國家機關新設7家派駐機構。   “明年可能將有更多舉措。”上述專家分析稱,王岐山曾提到要“確保到建黨100周年時,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12月12日後,公開場合再見王岐山,是2015年新年戲曲晚會。在這次晚會上,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觀看了《廉吏於成龍》。據媒體報道稱,這部新編晉劇表達出自古以來人們對為官者清正廉潔的崇敬。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王岐山 資料圖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中紀委 資料圖   十八大後反腐敗策略的轉變   文_廖翥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創新反腐敗工作思路、方法,不斷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新局面。總結起來,反腐敗策略有四大轉變。   從體制機制改革上看,由過去註重級別高低向註重職能發揮轉變,強化履職履責。   紀檢監察機構設置,幾十年來經過了多次變革。最早,紀檢機關作為黨的一個內設機構,1980年開始實行雙重領導;1982年,紀委班子作為六套班子之一,由黨代會選舉產生,後來很快取消了這一提法;1988年,明確紀委內設機構比同級其他內設機構高半級,2001年實行地方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十六大後黨委“減副”,又恢復了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的模式,延續至今。   縱觀此前多次紀檢監察機構的改革,主要是在機構級別待遇及幹部職級高低上作調整。而這次紀檢監察體制機制改革,無論是“雙重領導”體制的變化,還是“兩個責任”的劃分、以及旨在提高紀檢監察機關治理能力的“三轉”、巡視制度創新等,核心目的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更好地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問責作用。而在強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過程中,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幹部的工作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從反腐敗思路上看,由過去較為宏觀籠統向更加具體清晰轉變,強化主責主業。   十八大前,中央的反腐敗工作強調總體部署、宏觀要求,具體怎麼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結合。而一些地方不願直面主要問題矛盾,往往避實就虛,把面鋪得太寬,發力點分散,什麼都參與,什麼都沒管住,往往淪為程序性的擺設,甚至成為一些腐敗行為的擋箭牌;有的紀委書記分管的領域太寬,既不能集中精力抓反腐敗工作,有時也不得不站在被監督對象的角度思考問題,這些都是制約反腐敗成效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紀委發現了其中弊端,進行了一些改革探索。比如在2012年,四川省紀委監察廳要求紀委書記不直接分管與紀檢監察業務無關的工作,一些省市紀檢監察機關對一線辦案執紀人員占總人數比例做出規定等。但從全國層面明確提出相關要求,則是在十八大以後。紀檢監察機關在工作思路上體現出三個明確:首先是職責明確。針對過去紀檢監察職能泛化、主責淡化等現象,紀檢監察機關通過調整內設機構,加強系統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調配到查辦案件的主業上來,從事與案件查處工作相關的人員比例基本超過了40%。如中央紀委退出111個議事協調機構;並以上率下,及時批評廣東河源市紀委牽頭治理“偷伐生態林木”等行為屬“多管閑事”,引導各級紀委聚焦主業。其次是重點明確。王岐山書記提出: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指明瞭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心和著力點。通過加大查處力度,一方面盡最大可能化解腐敗存量,兌現黨的莊嚴承諾;一方面通過高壓態勢,形成不敢腐的震懾效應,防止出現新的腐敗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確。嚴查“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等“四類人”,將其公開曝光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務具體、責任明確”來概括。   從反腐敗策略上看,由過去神秘低調向公開宣戰轉變,強化高調高壓。   過去,曾有人把各級紀委稱為“最神秘機關”,事實上,紀檢監察機關在查辦案件上往往孤軍奮戰,多年來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說”的原則。十八大後,中央紀委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公開曝光,才能對腐敗分子形成更大震懾;只有群眾參與,反腐敗鬥爭才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中央紀委點名道姓曝光貪官及所涉罪行,高調推進紀檢機關公開透明。王岐山書記帶頭,中央紀委副書記、常委悉數登場,多次在重大場合發聲,在電視和網絡上亮相,向貪腐官員“喊話”,向群眾宣傳紀檢監察工作,回應外界關切,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開辦中央紀委網站,運用傳播規律,及時通報查處的案件,形成輿論高潮;邀網民曬“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強調發揮群眾和輿論監督的“正能量”;請外國學者參觀中央紀委,與其坦誠對話等。這一系列措施,結成了更廣泛的反腐敗戰線,凝聚了強大的反腐力量。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形成了“中央發令、紀委發力、群眾發威、輿論發聲、貪官發抖”的反腐高壓氛圍。   從反腐敗手段上看,由過去較為粗放向精細化轉變,強化高效高產。   過去,一些地方以“影響大局穩定”、“影響地方形象和經濟發展”、“法不責眾”等為藉口,對個別幹部嚴重的腐敗問題或“家醜不外揚”,藏著掖著;或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理應深挖細查的腐敗窩案設定“紅線”“禁區”,往往查“點”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網效應讓一些幹部普遍存在僥幸心理,認為反腐敗不過是隔牆扔磚頭,只要偽裝得好,把上下關係打通,即使長期鋌而走險,也可安然無恙,這是多年來腐敗呈蔓延態勢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八大後,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要求,在腐敗案件的查處中,中央採取零容忍的“凈土行動”,更加註重精耕細作。特別是在查處腐敗窩案和塌方式腐敗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應查盡查,不留死角,不遺後患。通過查處一地或一單位,盡可能留下一塊純潔的土壤,大大提高了反腐敗效率。   我們看到,在山西腐敗系列案中,有9名副省級以上高官落馬;僅該省呂梁一地,2014年就有5名縣委書記被查。而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案發後,因涉嫌違反黨紀政紀被立案調查的多達466人。一系列事實證明,精細化反腐、嚴查“塌方式腐敗”並不會影響一個地方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相反,刮骨療傷會讓人民群眾看到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讓黨的肌體更健康,政治生態更清朗。   兩年多來,通過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創新反腐敗工作思路、方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王岐山同志強調的,“把遏制腐敗蔓延勢頭作為重要任務,形成有力震懾,營造不敢腐的氛圍”,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   典型案件十大樣本   文_本刊記者 舒煒   2014年5月,王岐山在與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企業、國有金融機構負責人座談時表示:“要重點查處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等四類幹部,形成有力震懾。   王岐山所指的這四類幹部包括,十八大後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個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報告反饋,成為了貫穿在2014年反腐敗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更是“治標為主”策略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當前的反腐形勢下,嚴查情節嚴重的、影響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毀腐敗分子氣勢,對貪官起到更大震懾。   No.1 圍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義: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誤區   代表案件:周永康案   眾所周知,就反腐大勢看周案,早已震懾天下官員,影響深遠。12月5日,周永康被移送司法,流傳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傳說就此作古。   圍捕周永康,中央紀委給各地紀委上了一堂生動的“打虎課”。先是查處他在地方工作時的一大批貪腐“嫡系”,再是“石油幫”的轟然倒塌,緊接著政法系統的“小弟”們、貼身秘書們。在剪斷外圍羽翼後,周永康的多名親屬也先後落網,最終形成對他的合圍。   再看周永康的所作所為,與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泄露黨和國家機密”,讓人觸目驚心。   周永康以及腐敗下屬們熱衷拉山頭、搞宗派、劃地域,由此組成利益共同體,導致山頭式腐敗泛濫,對於這種“山頭主義”、“圈子文化”正是實施重點打擊的對象。    No.2 晉官難當,山西塌方   典型意義:當前反腐的多個樣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計劃領銜的團夥腐敗案   冬至夜,令計劃落馬。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隨即發文稱,在這兩年的“山西反腐記”中,隱隱看出,令計劃便是那個“坐在腐敗陣營中軍帳中的執牛耳者”。   山西官場的頑疾,早已深入骨髓。盤根錯節的各種圈子、家族腐敗、畸形政商關係、紅極一時的“政治明星”被查、紀檢幹部“燈下黑”、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備著今年反腐重點的多個劇本。   年內已經落馬的山西高官金道銘、令政策、申維辰、陳川平、白雲等人,相互之間的交集,更是給人莫大想象空間。令政策落馬時,新華社“中國網事”為此寫了一篇評論,標題叫《朝里有人也不靈》。   有人猜測,令計劃的倒台,會不會是山西反腐的終結。這顯然是片面之辭。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過兩期封面策劃《晉官難當》和《重振山西》,提出從十八大後一系列反腐舉措來看,反腐從未設立過底線和禁區,只要有情況,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進程而言,家族腐敗、連環落馬……公眾們看得“熱鬧”,背後則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場頑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軍中反腐,號角嘹亮   典型意義:去軍隊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頭”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谷俊山案   去年是甲午年,習總書記多次提到,甲午戰爭為中華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戰爭也恰恰是敗於軍中腐敗。反腐強軍,軍隊改作風反腐敗在去年呈現了以上率下、層層緊壓態勢。   有種傳統觀念認為軍隊以穩定為主,輕易不會由人事異動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蕩。而今年以來的“軍中打虎”,由谷俊山這個“中老虎”到徐才厚這個“大老虎”,先易後難,循序漸進。說明在“穩定大如天”的軍隊系統,從來就不會容忍腐敗。   在總政出台的新古田會議精神解讀文件中談到,要以大案要案牽出的問題為線索一查到底,不僅要拔出“蘿蔔”,還要洗去“泥”。可以預見,包括軍隊系統在內,反腐敗戰場還將持續深入向前推進。有專家預測,也許還會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級“山頭”,轟然倒塌   典型意義:前省委書記落馬對應一地官場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蘇榮案、白恩培案以及牽出的兩省多起大要案   蘇榮和白恩培這兩個人,有著很多共同點。都是曾出任過多個省份的“一把手”,執政經驗可謂豐富,任期屆滿後都到全國人大或政協出任新職,他們的相關線索都來自於中央巡視組,案發前後均引發了當地多名副省級幹部和廳級幹部落馬。   以蘇榮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級官員陳安眾、姚木根、趙智勇接連“出事”,輔之坊間關於蘇榮及其家人的種種負面傳聞,中央在江西“打虎”進度走向縱深。蘇榮6月14日被宣佈受查,讓江西官場那隻“懸著的靴子”落地。在雲南,也先後有沈培平、孔垂柱、張田欣3名副省級官員身敗名裂。   這樣的腐敗,已經具有集團腐敗的性質,且是基於利益而非志趣結成同盟的官場“山頭”,大行投機主義。據媒體報道,雲南官場如同一張網,各個“山頭”之前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單線條的,裡面充滿了買官賣官和明爭暗鬥。   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之下,幹部們怎麼能放開手腳去乾工作,更遑論造福人民了。專家指出,嚴查蘇榮、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瞭中央對凈化地方政治生態的決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敗   典型意義: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代表案件:萬慶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馬的一干所謂“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紀輕輕”就執掌了重要崗位,自我感覺良好,平時在公眾面前也是竭力展現出自己的“能幹”和“親民”。   年輕是他們的優勢,但是仕途太順並非是絕對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強,也缺少實踐和思想的磨礪,走起路來難免漂浮。   2014年以來,主政西寧、廣州等省會城市的毛小兵、萬慶良相繼落馬,這些幹部均歷經黨政多崗鍛煉,後者更曾是廣州最年輕的市長。江蘇的李連玉、蔣國星等曾擔任過縣委書記職務的落馬官員,也被一度視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視組在江蘇的巡視報告中就指出,當地“能人腐敗”問題突出,要求深刻總結教訓,在選人用人上擺正“德”與“能”的關係。   廉政瞭望曾專門分析過,查處“現在重要崗位官員”和“政壇潛力股”,則可遏制其濫用權力,防止帶病提拔,中央將這樣的人及時揪出,可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樓空”   典型意義:失控的絕對權力危害   代表案件:價格司窩案、魏鵬遠案   發改委價格司因掌控了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醫葯、銀行收費等諸多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定價權,被稱為“天下第一司”。   據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日前介紹,2014年最高檢共查辦發改委受賄案11案11人,其中價格司有5人,偌大的價格司領導層僅剩下一名巡視員和一名副巡視員,兩名司局級領導。上述5名官員出事前,幾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們正是以改革的名義,走進了利益的棋局,並最終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屬於一個系統的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更是因為家中被搜出2億元現金,成為建國以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   這種“審批崩塌式腐敗”的背後,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門審批權過大、過於集中,缺少監督的問題,審批公章儼然成為少數官員的搖錢樹。在2014年反腐風暴背景下,國家發改委(包括國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馬官員最多的部委。這讓外界再次看到,絕對的權力被人濫用,會導致怎樣的後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義:打翻“退休保險箱”   代表案件:陽寶華案、趙少麟案   武俠小說中,武林中人退隱時常公開舉行“金盆洗手”的儀式,想表明自己棄刀封劍,以此來求得遠離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貪腐官員往往也抱著“只要退出就不會再生事端”的僥幸心理,以為退休就進了“保險箱”。很顯然,這一如意算盤在去年徹底落空。   除了周永康、徐才厚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紀委對省部級的“下山老虎”的查處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強。如果說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陽寶華在去年案發,仍屬於時間“較近”的話,那麼曾服務過3任省委書記,退休已8年的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的落馬,足見中央反腐的縱深。   按理說,一定級別的官員在官場上關係網本就龐大,十八大之後查處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時帶出的“舊案”,新舊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瞭反腐沒有禁區和休止符。    No.8 嚴查“不收手不收斂”   典型意義:防止腐敗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譚力案、韓先聰案   年末,在中央紀委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萬慶良頂風吃喝的天價會所,而在實際案件的查處中,還有出入高爾夫球場的海南省原常務副省長譚力、被查當天手機信息顯示還有兩場飯局的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因大吃大喝受到黨政紀處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長。他們都屬於中央紀委要嚴查的“不收斂、不收手”幹部。   有的人心存僥幸心理,他們仍然有著“隔牆扔磚頭”的心態,砸住誰誰倒霉。這種心理好似一堵“障眼牆”,能遮了他們的雙眼;再就是有種“破罐子破摔”的慣性心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發於東窗,必定插翅難逃。他們已經在貪腐路上走得太遠,不能回頭也無法回頭,於是硬著頭皮走向深淵。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就曾感慨:“從最近查處的案件來看,有的人還不收斂、不收手,令人震驚。”嚴查此類幹部,旨在遏制腐敗“增量”,傳遞了抓典型、除首惡,抓鐵有痕的信號。   No.9 小官巨腐之“虎蠅”   典型意義:“蒼蠅”的負能量,有時不亞於“老虎”   代表案件:馬超群案   恐怕誰都想不到,刷新全國“小官”貪腐記錄的,是一個並沒有掌握太多行政資源的科級幹部:河北秦皇島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屬於壟斷行業,馬超群作為一個區域的供水公司總經理,相當於一人掌握了一個區域的供水資源權力,不過上億的涉案金額仍然讓人吃驚。   更觸目驚心的還在後頭。據《學習時報》統計,自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村幹部違紀違法案件中,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元,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案件有12起。   查處馬超群這樣的“腐敗標本”的意義在於,讓公眾看到這樣一個事實:貪官腐敗涉案金額不在於級別有多高,而在於其權力有多大,其手裡有沒有掌握大量資源。嚴查小官巨腐,是因為他們目標小,隱蔽性強,又發生在群眾身邊,影響惡劣。    No.10 消滅“燈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義:自我凈化,清理門戶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悅在《申鑒·政體》中說:“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意思是說善於用禁令治理社會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後才能要求別人。   歷來,監督最怕“燈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王岐山說過:“對紀檢監察幹部的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2014年以來,已經有多名與中央紀委有關的官員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紀委任職多年的金道銘,中央紀委委員申維辰和梁濱,中央紀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監察專員曹立新。據《財經》報道,魏健曾利用職務之便,向周永康通風報信。種種跡象表明,中央紀委反腐沒有“特區”,消滅“燈下黑”是反腐“大手筆”的應有之意。   此外,對紀委幹部在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處罰上,也做到了一視同仁。12月,江蘇泰州市薑堰區紀委公款消費的“內部賬”被人“曬”在了網上,其中大部分消費都是原薑堰紀委書記欒立平個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髮網民“圍觀”。這本身就說明,紀檢監察機關並非天然的“避風港”或“保險箱”,和其他官員一樣,紀檢監察幹部也不具備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從嚴要求。  (原標題:中國推應用程序保持反腐勢頭 外媒:或是最佳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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